14年抗战他们是另一BOB半岛个大后方

　　BOB半岛1938年，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下称“南侨总会”）首届大会上，著名侨领陈嘉庚说出这句激词。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踏上漫长的抗战之路，远渡重洋的华侨心系祖国，以输财、出力、赴战的方式支援抗战。

　　有人在南洋街头卖花、义演，捐出积蓄换成粮食、药品和飞机运回国内；有人成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下称“南侨机工”）的一员，驾驶车辆穿越滇缅公路，把援华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有人建立武装，在南洋丛林中与侨居国人民并肩抵抗侵略，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重要力量。

　　在14年漫长战火背后，世界华侨与中国战场紧密相连，撑起中国抗战的另一个大后方。

　　正如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所言，当时海外华侨的“万里同心”救国精神，在新时代依然具有意义。在和平年代，遍布全球的华侨应该同心同德，担当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为实现民族复兴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滇缅公路出入口云南德宏州瑞丽市畹町镇，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抗日纪念馆内展示的3000多名归国抗战的机工肖像。图/中新

　　8月14日，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主办的“万里同心——海外华侨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特展”（下称“万里同心”特展）在北京开幕。在此次特展上，反复播放的《卖花词》吸引不少观众驻足。80多年前，这首歌也在南洋的大街小巷传唱。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日军封锁沿海城市，国内物资匮乏BOB半岛，经济日益凋敝。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刘伯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战争归根到底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撑，国家危机激起海外华侨义愤，华侨纷纷成立抗日救国团体，展开声势浩大的筹款救国运动。

　　1938年，南洋华侨发起南侨总会，由陈嘉庚担任主席，在喊出上述激词后，他带头月捐2000元，又抢先购买10万元救国公债。侨胞们纷纷响应，“卖花捐”是他们输财助战的各种方式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

　　林绍真是汕头市侨联新马归侨联谊会会长，她的父母是新加坡华侨，她曾提到，父母当年还是十一二岁的学生，每天放学后挎着花篮走上南洋街头，把一朵朵扎制的纸花卖给路人，“一朵花给5毛也行，给5块也行，给50块也行，大家把这些钱都汇回国内”。

　　为了扩大募捐范围，1938年，南侨总会邀请武汉合唱团赴南洋演出筹款。《卖花词》就这样在南洋传唱开来，当时每场演出结束，总有人当场摘下金镯子、金项链往舞台上扔，高呼爱国口号，久久不愿离去。

　　至1940年4月回国，武汉合唱团在480天的南洋巡演中，共举办130场演出，吸引超230万侨胞捐款，筹得230万马来亚元，相当于当时国币1000余万元。这笔钱被换成粮食、药品、飞机和汽车，送回国内前线年，南侨总会号召华侨回国支援抗战，各埠3000余名应征人员抵达新加坡集中。

　　当时的很多故事，现在看来仍感人肺腑：马来亚华侨郑潮炯卖瓜子走遍南洋，筹得18万元悉数捐出；泰国女华侨叶秋莲卖掉家产，捐出3万余元，自己则入寺为尼；200多名难侨在曼谷监狱发起狱中献金，凑出500元捐给祖国。

　　这些物资都在中国的抗战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7年10月，跟谈话，提到“中国抗日面临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抗战的物资极为缺少，急需发动海外的华侨捐献物资，支援抗战”。延安地处西北一隅，交通不便，的海外统战工作更多是依托广州、香港等地的办事处开展。1938年初，、潘汉年、连贯等人筹建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下称香港“八办”）。

　　随着抗战进入持久阶段，国民政府方面为应付军费之困BOB半岛，先后发行救国公债、国防公债、节约储蓄券等债券。每逢发放，海外华侨踊跃认购。仅1937—1939年，华侨便认购救国公债5000多万元，国防公债600多万元。到1942年，华侨购债总额已达11亿元国币，占国民政府公债发行总量的三分之一。战后，国民政府并未偿还这些公债，这实质上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捐款。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延安访问。前排左二为陈嘉庚，前排右二为侯西反。图/视觉中国

　　“七七事变”后，除了在海外捐资助战，大量华侨直接回国参战。据国民政府广东侨务委员会统计，仅从南洋回国参战的粤籍华侨就有4万余人。他们或直接参军，或到后方参与救护队、机工团、记者团、歌剧团等工作。

　　更残酷的是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滇缅公路约有三分之一路段贴着悬崖，狭窄的地方仅能容一辆车通过，驾驶员必须极其小心，稍有不慎就车毁人亡，每逢雨季，山洪、滑坡随时可能发生。张智源记录了1941年雨季的一场事故：“行至芒市途中，路边上侧突然塌方，当中一棵大树的主干不偏不歪地压在一辆车的驾驶室上一位侨工驾驶员壮烈牺牲。”

　　据档案记载，从1939年至1942年的三年期间，南侨机工一共运输了50多万吨抗战物资、1.5万余辆汽车以及不计其数的民用物资，平均每日的军需物资输入量保持在300吨以上，被誉为抗战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直到1944年，中国远征军开始滇西大反攻，重新组织起来的南侨机工又积极参加战争，送远征军到前线天获胜，收复了怒江以西3万多平方公里的沦陷区BOB半岛，打通了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与滇缅公路收复段相衔接，形成新的国际运输线年南侨机工分批踏上归途时，当年3200余名南洋机工中，1000多人复员返回南洋，1000多人留在国内，还有1000多人壮烈牺牲。到现在，人们提起南洋机工，都会有这样的评价：这是华侨华人史上人数最为集中、规模最为庞大、目标最为鲜明、组织最为有序、经历最为悲壮、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爱国壮举。

　　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战火蔓延至东南亚。在此之前，华侨几乎承担了中国三分之一的抗战军费，南洋陷落，南洋华侨对祖国的经济援助被迫中断，中国抗战进入更加困难的时期。宁一说，当时，国民政府和中国都通过海外侨团向侨胞发出号召，希望他们组织起来BOB半岛，就地抵抗。华侨在侨居地纷纷成立武装，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3年1月，日军企图进攻驻扎在森林中的各抗日领导机关，“华支”在邦板牙河边迎敌，早上8时双方交火BOB半岛，一直拼杀到正午，最终毙伤日军30余人。同年3月，日军对菲律宾山区展开大规模扫荡，在一次突围战中，许立不幸中弹，当地的菲律宾群众把他转移藏匿起来，才保住了性命。那件红色背心，就是许立当时穿的衣服。

　　到了1945年2月，“华支”扩大到700多人，华侨王汉杰担任队长，率领部队参加了配合盟军收复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战斗。战争胜利后，菲律宾军官在上呈总司令部的函件里写道：“华支”的官兵都是他国公民，他们可不必负任何直接抗敌的责任，可是他们采取了这种行动，他们自始至终同我们并肩作战，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

　　新加坡沦陷之后，以郁达夫、胡愈之为首的华侨，即在新加坡组织成立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进行抗敌宣传工作。陈嘉庚组织了星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总会成立多个部门，负责治安救护、群众宣传、雇佣劳工等工作。其中，民众武装部招募华侨青年，组成约1000人的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1942年2月，新加坡保卫战开始后，这支义勇军手持当局发给的19世纪旧式，与日军激战多日，表现极为英勇。